外管局李超:短期外債占比偏高總體風險可控
作者:六豐財務132 11-04 16:14
12月1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李超表示,盡管我國外債總體規模較大,短期外債占比較高,但由于我國外匯儲備龐大以及對外凈資產規模逐年上升,我國外債風險并不大。
截至今年6月末,短期外債占全部外債總規模的比重已經由2007年52%上升到72%。“短期外債占比較高,一是與這些年來進出口高速增長有密切關系,近年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本外幣利差這兩方面也是比較大的影響因素。”他在財經年會上表示。
盡管認為我國外債風險不大,但李超也指出,要密切關注外債中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風險;隨著人民幣跨境貿易擴大,也會帶來一些特殊的人民幣外債,需要關注。另外在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過程中,對短期外債要特別關注,進行必要的管理。
短期外債占比偏高
截至2011年6月,我國外債總規模6425億美元,相比2007年底增加了2533億美元。其中,短期外債余額4621億美元,比2007年底增加2464億美元。短期外債占全部外債總規模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52%上升到今年6月底的72%。
李超表示,我國外債的結構較為合理。主權外債是175億美元,占全部外債余額11%;主權外債、中資金融機構外債和中資企業外債合計2278億美元,占35%;外資金融機構和外商投資企業外債合計1748億美元,占27%;此外是貿易信貸大約占到38%。
“要強調的是,貿易信貸跟傳統意義上銀行對個人或者機構的信貸不一樣,它是指跨國企業和機構之間由于貨物和資金存在時間差而發生的債權債務關系。”李超說。
他表示,我國外債絕對規模相對比較大,盡管外債總規模遠遠低于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但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中間還是居于前列。根據2010年底的數據,我國外債負債率為9.3%,小于20%的國際警戒線,償債率為1.6%,小于20%的國際警戒線,債務率為29.3%,亦小于100%的安全標準。
“有一個指標不太好看,就是短期外債占比。這些年短期外債增速較快,平均增速18.2%,高于整體外債11.7%的增速。因此短期外債占比偏高,達到72%,這個比例僅次于香港地區、日本還有馬爾他,居全球第四。”李超坦言。
外債償付能力充足
外債規模較大和短期外債占比較高,可能引發對外債可持續性的擔憂。李超表示,外債總規模和可持續性之間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
“1996年我國與泰國和印尼的外債規模相當,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抵御風險的狀況要好得多。另一個例子是希臘,它的負債率比歐洲很多國家要低,說明負債率和外債也沒有那么簡單的關系。”李超說。
他認為,各國外債規模的合理空間存在比較大的差異,需要綜合考慮期限、結構、外匯儲備、財政狀況等因素。“我國外匯儲備幾乎相當于我國外債的八倍,外債償付能力充足。同時從國際投資頭寸表計算,我們從2004年起已是凈資產戶,說明償付能力不錯。”
對于短期外債占比較高,他表示,一個原因是這些年來進出口高速增長。從2001年到2010年進出口規模年復合增長率22%,同期貿易信貸復合增長率為16%,基本合理和正常。“貿易融資主要是指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對進出口企業提供的融資行為。貿易信貸和貿易融資這兩項合計占比就超過50%,造成短期外債比例偏高。”李超表示。
此外,近些年來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本外幣利差也推動短期外債增長。“企業和銀行很多都通過資產本幣化和負債外幣化來實現最大利益。比如說企業通過預收外匯貨款方式迅速結匯,或者延遲對外支付外匯。銀行也通過大量提供信用證、海外代付等創新產品跟企業合作,也導致貿易融資和貿易信貸高速增長,造成短期外債占比偏高。”
截至今年6月末,短期外債占全部外債總規模的比重已經由2007年52%上升到72%。“短期外債占比較高,一是與這些年來進出口高速增長有密切關系,近年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本外幣利差這兩方面也是比較大的影響因素。”他在財經年會上表示。
盡管認為我國外債風險不大,但李超也指出,要密切關注外債中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風險;隨著人民幣跨境貿易擴大,也會帶來一些特殊的人民幣外債,需要關注。另外在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過程中,對短期外債要特別關注,進行必要的管理。
短期外債占比偏高
截至2011年6月,我國外債總規模6425億美元,相比2007年底增加了2533億美元。其中,短期外債余額4621億美元,比2007年底增加2464億美元。短期外債占全部外債總規模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52%上升到今年6月底的72%。
李超表示,我國外債的結構較為合理。主權外債是175億美元,占全部外債余額11%;主權外債、中資金融機構外債和中資企業外債合計2278億美元,占35%;外資金融機構和外商投資企業外債合計1748億美元,占27%;此外是貿易信貸大約占到38%。
“要強調的是,貿易信貸跟傳統意義上銀行對個人或者機構的信貸不一樣,它是指跨國企業和機構之間由于貨物和資金存在時間差而發生的債權債務關系。”李超說。
他表示,我國外債絕對規模相對比較大,盡管外債總規模遠遠低于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但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中間還是居于前列。根據2010年底的數據,我國外債負債率為9.3%,小于20%的國際警戒線,償債率為1.6%,小于20%的國際警戒線,債務率為29.3%,亦小于100%的安全標準。
“有一個指標不太好看,就是短期外債占比。這些年短期外債增速較快,平均增速18.2%,高于整體外債11.7%的增速。因此短期外債占比偏高,達到72%,這個比例僅次于香港地區、日本還有馬爾他,居全球第四。”李超坦言。
外債償付能力充足
外債規模較大和短期外債占比較高,可能引發對外債可持續性的擔憂。李超表示,外債總規模和可持續性之間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
“1996年我國與泰國和印尼的外債規模相當,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抵御風險的狀況要好得多。另一個例子是希臘,它的負債率比歐洲很多國家要低,說明負債率和外債也沒有那么簡單的關系。”李超說。
他認為,各國外債規模的合理空間存在比較大的差異,需要綜合考慮期限、結構、外匯儲備、財政狀況等因素。“我國外匯儲備幾乎相當于我國外債的八倍,外債償付能力充足。同時從國際投資頭寸表計算,我們從2004年起已是凈資產戶,說明償付能力不錯。”
對于短期外債占比較高,他表示,一個原因是這些年來進出口高速增長。從2001年到2010年進出口規模年復合增長率22%,同期貿易信貸復合增長率為16%,基本合理和正常。“貿易融資主要是指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對進出口企業提供的融資行為。貿易信貸和貿易融資這兩項合計占比就超過50%,造成短期外債比例偏高。”李超表示。
此外,近些年來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本外幣利差也推動短期外債增長。“企業和銀行很多都通過資產本幣化和負債外幣化來實現最大利益。比如說企業通過預收外匯貨款方式迅速結匯,或者延遲對外支付外匯。銀行也通過大量提供信用證、海外代付等創新產品跟企業合作,也導致貿易融資和貿易信貸高速增長,造成短期外債占比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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