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平東村的村民劉玲來說，2011年12月15日是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日子。
　　現如今，她已懷孕近10個月，如果在這一天的晚上12點前，她生下來自己的寶寶，那么這個新生兒將會成為村里經濟社的股東，享受每年千元的分紅及免費的福利，倘若不能，那么，這個新生兒將與分紅失之交臂，甚至還需要出資購買村中福利。
　　這就是佛山市南海區目前正在推行的農村綜合體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土地財政權益分配模式的再調整。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南海率先在全國建立農村股份合作制。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最初改革引發的矛盾開始不斷涌現，利益糾葛紛亂復雜，現如今，南海再扛改革大旗，土地股份制改革步入深水區。
　　今年11月中旬，國土部副部長、中國土地學會理事長王世元曾表態，國土部門將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進行農村土地股份制改革。
　　而南海的“再改革”經驗，或許可以為即將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地區提供借鑒。
　　被凝固的股份數
　　以往每年12月15日之前的時間，總是南海區桂城街平東社區居民委員會委員陸少珊最為忙碌的時候。
　　她需要和其他兩個同事在十幾天時間里，將全村的人口重新核算一遍，涉及人口變化的，有新生兒、嫁過來的媳婦、入贅來的女婿、死去的老人、遷出去的人口和跨過整十歲的人口。
　　這些工作，決定該年年末有多少人成為股東，每個股東分多少錢，大凡涉及到分錢的事宜，村民們都非常關注。
　　“在以往，新生兒、嫁過來的媳婦、入贅來的女婿，只要是農村戶口，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新股東，享受分紅和福利，死去的老人和遷出去的人口注銷股份，而股東的年齡每跨過整10歲，比如30歲、40歲，增加1股。”陸少珊說。
　　而今年，陸少珊最后再做一次這樣的工作后，就一勞永逸了，明年乃至此后，她將從此項工作中解脫出來。
　　簡單說來，平東村的股權固化改革即為將今年12月15日作為時點，將村中原股東以及在12月15日時點前新加入的農村戶口成員，一律算作改革后的平東經濟聯合社（下稱“經聯社”）股東。
　　按照年齡分發股份份額，份額一旦確定，以后永不改變，即使以后村內有小孩出生、家庭人員死亡、嫁入媳婦或嫁出女兒，平東村的總股權數不再增加或者減少，固化存量，減少增量。
　　以后村中下發分紅，不再發到單個股東的賬戶，而是整個家庭的賬戶上，賬戶上標明每個股東占有的數額。
　　股份只能在戶內流轉，股權是家庭財產，至于分給誰，誰繼承了股份，誰成為股東，是家庭內部的問題，村集體不再負責諸如“嫁入的媳婦、嫁出的女兒是否有股權”之類的事宜。
　　另外，股份連著福利，這是土地股份制改革沿襲下來的傳統，而新加入的成員若沒有股份，也就沒有了福利，那么，他們可以出資購福利，只要一次性交納5000元的福利統籌金，也可以享受除老人金外的其他終身福利。這也可以說，是將村集體福利和股權分離。
　　一勞永逸解決“后遺癥”
　　那么，緣何南海要實施這項改革？這要說到上世紀90年代南海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上世紀80年代的南海，工業經濟異軍突起，大批家庭作坊式的小五金廠等涌現，當小作坊發展到一定階段，村集體要求土地集約化利用的意愿越來越高。
　　1992年9月，同樣在桂城街道，其夏北村委會下屬的洲表村，出臺了一套全新的入社分股方案，其實質就是土地股份合作制，把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改為股權，農民脫離了土地種植，但可以通過股份分紅的方式獲得長久性的收益和福利。
　　而后，洲表村將集約出來的200畝土地規劃為工業開發區，三通一平后，向外出租辦廠，坐收租金。大批外來資金進入洲表，機械廠、鞋廠等紛紛涌現。
　　90年代初期到本世紀初，這種改革模式風靡廣東珠三角地區，佛山、廣州、東莞、深圳等地的農村地區相繼進行了土地股份制改革，成立股份經濟合作社，運作村中的集體資產，保障農民的分紅。
　　至1995年3月，南海共建立股份合作組織1574個，占全區經濟合作社總數的96%，以土地為主的130億元農村資產，以股份的形式配置給76萬名農民。
　　平東經濟聯合社的社長羅錦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平東村的總股份分為物業股和資源股，物業股就是地面上的物業，資源股就是土地，兩者數量是相匹配的，比如一個30歲的股東的物業股和資源股都是2股。#p#分頁標題#e#
　　隨著珠三角農村地區工業經濟的發達，村集體和經濟組織通過出租物業、集約化經營土地的收益愈加豐厚，農民的分紅也急速膨脹，一個50歲的村民，由于所在地區不同，每年甚至可以拿到7萬～8萬元的分紅。
　　高額分紅之下，糾紛如影隨形。比如在經濟條件好的村，農民不愿“農轉非”，“外嫁女”不愿遷出戶口，乃至“外嫁女”的子女也要求落戶該村，“農轉非”人員要求“非轉農”，嫁入的媳婦、入贅的女婿要求分股份
　　村里股東急劇膨脹，影響其股值變化，也就擠占了原村民利益，引起其不滿，而這些矛盾，都需要村集體來協調解決。
　　另外，股份連著福利，股東越來越多，福利開支也就越來越多，這些都要在村集體經濟收益中提取，有的村每年福利開支占村集體可支配收入三分之一以上，影響了集體經濟的長遠發展。
　　利益重新調整
　　羅錦華說，平東村人口4400人左右，每年出生的嬰兒20～30個左右，通過婚嫁加入該村的人口也是20～30人左右，雖然村集體收入每年遞增，但由于每年股份的數量也是遞增的，導致每年的人均分紅差不多，3000元～4000元左右。
　　同樣的，大凡涉及到分錢的事宜，村民們都非常關注。此次永恒凝固了股份數量，相當于利益格局重新調整一次后就固定下來，這也引起了一部分村民的擔憂。
　　“對于改革細節，我們出了6個版本的咨詢稿，每次出稿都提交村股東代表反復討論，討論了之后再修改，今年整一年，我們幾乎都在開股東代表討論會，多少場我都記不清了。”羅錦華說。
　　村民最為關注的三個焦點在于福利如何分配、股東身份界定及股份是否可以流轉等。
　　比如，當初考慮非股東的合資格的股份社新成員自動配給福利，但對此，股東代表不同意，“人總是自私的，誰都不想動既得利益，即便這個新加入的成員有可能是他們的孫子孫女。”羅錦華說。
　　“我們入戶征詢意見時，有的股東就抱怨自己的兒子還沒有成家、媳婦還沒有生小孩，能不能把日期延后之類。”陸少珊說。
　　“其實，我還是很贊成固化，股份總數沒有變，隨著村集體收入的增加，分紅自然增加，以前，村外人嫁進來，也要分股份，蛋糕就那么大，分的人多了，拿到的自然少了。”平東村一位村民對本報記者說。
　　本報記者從佛山市南海區城鄉統籌辦了解到，這種股權固化到戶的改革以先試點后鋪開的形式開展，“桂城街道下屬的平東村、平南村、夏南二村已經完成改革，其他村亦正在進行改革探討中。”南海區城鄉統籌辦常務副主任莊少偉對本報記者說。
　　即便只有三個試點，每個試點的具體操作模式也不盡相同，比如平南村不再標明單個股東的股權數，而是只載明每戶享有的總股權數，以戶為單位核發股份分紅，讓家庭內部自行分配分紅。
　　一旦發生糾紛，就適用于家庭財產的民事糾紛，事實上，在過去，農村的股權糾紛在法律層面還是空白，難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只能由村集體組織，地方政府和法院協調解決。
　　另外，在農村表決形式上，變“一人一票”為“一戶一票”制，“比如涉及到重大事宜的民主表決時，不再是整個院子坐著黑壓壓一片人，一人投一票，而是家庭內部選出個代表來投票。”南海區城鄉統籌辦一位負責人對本報記者介紹。
　　另外，在股份數額設置上也不同，羅錦華說，“我們將物業股和資源股相加再放大十倍，便于流轉，一個30歲的股東有40股，夏南二村是將集體資產（包括土地）全部折股量化到1元/股，一個人可能有十多萬股”。
　　羅錦華解釋，之所以沒有采取夏南二村模式，主要是有一個擔心，比如在極端狀態下，這個擁有十萬股的人誕生了10000個子孫，每個子孫戶內流轉了10股，那么10000個子孫就都是股東，都需要配給福利，即使福利的配給是有償的，但以現時所收取的金額來看，集體經濟還是難以承受的，這么村集體會被拖垮的。
　　據了解，股改前，平東村有股東4400多人，股份7900多股，改革后，股東人數略有增加，股份約為160000股。
　　“股田制”能延伸多遠
　　而無論以何種形式改變，這都成為90年代南海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延續，更加科學合理地設置土地財產權益分配模式。
　　現如今，平東村在其黨支部書記梁錫棋的帶領下，做起了玉器生意，一進入平洲玉器街，狹長的路兩旁遍布古色古香的玉器銷售行和加工商鋪，據了解，其玉器銷售在行內相當出名，產銷量全國最大，位居全國四大玉器市場之首。#p#分頁標題#e#
　　由此帶來的就是物業租賃的走俏，在平洲玉器街兩旁，一部分是農民自己的宅基地，一個檔口可以收租5000元～10000元/月。
　　羅錦華說，目前經聯社的主要收入還是以物業出租為主，以前是該廠房租給工業企業，現如今工業企業所占比例越來越小，經聯社更傾向于收益更高的第三產業。平東村2011年村集體收入則有望達到7000萬元。
　　“村里已經沒有耕地了，農民都脫離了農業生產，從事各行各業。”陸少珊說。
　　得益于村集體收入的增加，村委蓋了一棟嶄新的三層小樓，與玉器街的古色風格相輔相成。陸少珊說，他們今天5月份搬到新的村委，舊村委所在地正在興建一個四星級標準的酒店，那塊土地屬于村里的經聯社。
　　據了解，平東村此次改革還有一個重要方向在于將原來“幾塊牌子一套人馬”的黨組織（黨支部）、自治組織（村委會）、經濟組織（經聯社）分開，所有的經濟職能都歸入經聯社。
　　根據目前的《土地管理法》，除鄉鎮企業、農民宅基地或相關公益事業可以申請使用集體土地外，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
　　而經聯社在經營村中集體土地時，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鄉鎮企業的角色。
　　中國人民大學土地管理系教授嚴金明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過去建設用地往往走征地途徑，對農民補償很少，因而在征地時阻力很大。農民使用土地比較分散，很難發揮整體和規模效應，股份制是一種比較積極的值得探索的方式，也是農村經營體制創新的重要內容。
　　但有專家稱，事實上，農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在廣東、海南、江浙一帶盛行以后，并沒有傳導到全國范圍。
　　對此，浙江大學土地管理系教授楊遴杰對本報記者表示，實行土地股份制改革是有前提條件的，沿海省份的農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可能只有幾分，但經濟發達，農民甚至有自己的工廠產業，不依靠種地為生，所以農民基本上愿意將土地流轉出去獲得收益。
　　“比如說在東北，一家子可能分到好幾十畝地，種地還是較大的生存來源，此時將土地流轉出去，阻力太大。”他說。
　　莊少偉也指出，適合設立土地股份制的地區需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農村干部管理水平高，二是農民無須依附于土地，三是要有分配。農民沒有收入，機制也就失去了活力。